“先生就讲讲我们的经过情形好了，”康塞尔对我说，“这两位先生也许可能听懂几句！”

我重新讲述我们遭遇的经过，每个音节都念得清楚，一点细节都没有遗漏。我说出我们的姓名和身份，然后我正式介绍我们：阿龙纳斯教授，他的仆人康塞尔，鱼叉手尼德·兰师傅。

这个眼睛又温和又镇定的人，安详地、而且礼貌地、非常注意地听我说话。但他的面容没有露出一点迹象足以表明他听懂了我说的经过。当我说完了之后，他一句话也不说。

现在只有说英国活试试看。或者他可能听懂这种现在很通行的语言。我懂英语和德语，看书没有问题，可是谈话却还不行。但是，无论如何，总要想办法使人家听得懂。

“来吧，您来吧，我对鱼叉手说，”尼德·兰师傅，现在轮到您了，请您尽量从肚子里把英国人说的地道的英语拿出来。您想法比我说得更清楚一点。”

尼德·兰一点不推托，把我讲过的话又讲了一遍，他讲的我差不多都听得懂。内容是一样的，但形式不同了。加拿大人，由于他的性格，说话时很激动。他愤愤地埋怨人家蔑视人权，把我们关在这里，质问人家凭什么法律扣留我们，他引证了“人身保障法”的条文( 整理提供)，说要控诉非法羁禁他的人，他全身激动，指手画脚，大声叫喊，最后，他用富于表情的手势，让对方明白，我们饿得要命。

这却是真话，但我们差不多完全忘记自己饿了。

鱼叉手很吃惊，因为他的话跟我说的一样，好像也没有为对方所了解。来看我们的这两个人，连眉头也没有皱一皱。很明显，他们既不懂得阿拉哥的语言，也不懂得法拉第的语言。

我们所有的语言资本都拿出来了，可是并没有解决问题，我很为难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这时康塞尔对我说：

“如果先生允许的活，我现在用德语来讲一讲。”

“什么！你会说德语？”我喊。

“这不至于使先生不高兴吧，我像普通佛兰德人一样，会说德语。”

“正相反，你会说德语，我很高兴。说吧，好小伙子”

康塞尔拿他很镇定的语调，将我们的经过情形作了第三次的叙述。可是，不管讲述人怎样把话说得婉转漂亮，音调怎样和谐动听，德语也无济干事。

最后，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，我极力想起我早年所学过的语言，我拿拉丁话来讲述我们的遭遇和经过。西赛罗听了，可能要塞住耳朵，把我赶到厨房里去，可是，我也勉强对付着说完了|qi-shu-wǎng|。但结果还是白费。

我们最后一次的尝试又失败了，这两个陌生人用那不可懂的语言彼此说了几句诸，他们就走开了，甚至于世界各国通用的使人安心的手势也没对我们做一下。门又关起来了。